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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保姆,是她最后的避难所,还是她的新牢笼?

文章来源:杭州湾在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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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9-06-24 14:07:44


导语:如今的中产夫妇越来越爱抱怨家政阿姨飞涨的工资,却往往对家政工本身的困境视而不见。对于来自西北农村的韩姐来说,在北京做家政工的这十年,受的委屈太多,但家政行业却是她供养她那逐渐疏离的家庭的唯一方式。她已经分不清,做保姆,是她的避难所,还是她的牢笼。



1984年元旦,《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》首次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谋生。对农活嫌恶的西北汉子等来了千载难逢的时机,他们要摆脱干瘪的土地,要穿上“的确良”,要成为最时髦的年轻工人,而女人则要做农活、学女红、被“最粗重、最辛苦、最使人愚钝的厨房工作及一般家务压得喘不过气来”,被困在农田、土坯房和长条凳。


同村妇女天南海北往外面跑,韩姐做了“贤妻”;年轻的姑娘去工厂做女工,韩姐做了“良母”;直到债务缠身,已经不那么年轻的韩姐不得不几经辗转来到北京,为家庭、孩子赚取读书生活的费用。


在北京,老龄化问题、二胎政策以及中产工作的高强度制造了庞大的家政工市场。韩姐做不了流水线工人、做不了服务人员,家政行业成了她的职业归宿。然而,十几年的家政生涯,却如渡劫渡难。


向东取经

2005年,生在甘肃天水的韩姐狠下心借了三万块,盖了四间瓦房,留给年幼的女儿们。这一年,从没有离开过西北的韩姐,背着债务离开盛产沙漠,干燥和贫穷的大西北,学两千年前的秦人,第一次“东出”。丈夫腿脚有伤,没办法一起出去务工,留在家里,养鸡种地,照顾三个女儿。


从天水倒汽车、长途客车和火车,颠簸了几天,到了青岛。花了50找了当地的中介公司,被派往贴膜厂干活。韩姐负责产品的最后一个工序